国人对鄂温克狩猎民族的记忆来自小学课本，而鄂温克人对自己的记忆则来自口口相传的历史。这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少数民族。历史上，鄂温克猎民先祖几度迁徙。他们的一生都离不开酒、驯鹿、猎枪和原始森林。这些都被融进了民族的血液。

　　但2003年以后，一切都被改变。那一年，鄂温克人以生态移民的方式进入根河市郊的新定居点，驯鹿也开始了人工圈养的实验。从此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分成了两半。一半随玛丽亚·索等老一辈留在了山上，而另一半则淹没在根河的现代世界里。

　　如今，由于各种原因，鄂温克民族的人数正在不断减少，纯正血统的只有60多人，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驯鹿只剩600多头。随着融入现代社会的步伐不断加快，鄂温克的年轻一代已经逐渐遗忘了本民族的语言，或许在不远的某一天，他们的生存方式也不复存在。

　　文/本报特派记者 廖杰华 图/本报特派记者 顾展旭

　　酒

　　10月6日，敖鲁古雅下了今年以来的第三场雪。重症监护病房里，何协满身挂着各种塑料袋，鼻子还插着氧气，他被胞弟捅了四刀，幸运的是抢救及时。80多岁的母亲，有着鄂温克“最后的酋长”之称的玛丽亚·索呆呆地坐在阿龙山猎民点的帐篷里，目光呆滞，神情沮丧。

　　阿龙山深处玛丽亚·索的猎民点离呼伦贝尔根河市的鄂温克新村大约300公里，这是鄂温克最后五个猎民点中最大的一个。这里生活着三家人，一家是80多岁玛丽亚·索，一家是70多岁的老猎人安道和儿子毛谢，另一家是有着艺术家之称的维佳和姐姐柳霞。

　　惹祸的是酒，玛丽亚·索此生最痛恨的东西，因为酒，几个子女已经先她而去。

　　没人知道鄂温克猎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，滴酒不沾的玛丽亚·索老人说，过去只有在过节或来客人的时候，大家才喝酒，而现在好多人一年到头就没有清醒的时候。

　　在如今的阿龙山上，除了躺在医院的何协，最贪杯的要数维佳和柳霞姐弟。

　　上过中央民族大学的维佳被称为猎民点上的艺术家。据说，任何人来猎民点，你可以不带任何东西，但必须得带酒，不然，维佳就会不高兴。另外，维佳喝酒爱吃独食。在通常情况下，猎民点都是有酒一起喝，但在没酒的日子里，维佳也通常会醉醺醺，“他一般是上午出去，然后下午满脸通红地回来”，没人知道他把酒藏在何处了。喝高了的维佳经常会动用暴力，受害者当然是柳霞。

　　同样贪杯的还有姐姐柳霞。为了防止她偷酒喝，维佳经常把酒藏起来，但柳霞找酒的技术很高，有一个从哈尔滨来猎民点上研究动物的小伙子，爬上树把酒藏起来，等他想喝的时候去找，柳霞早已把树锯断喝掉酒了。

　　柳霞的丈夫在上个世纪90年代死于车祸。她经常自言自语地念叨儿子雨果的名字，因为她每天喝酒又无力抚养，雨果被寄养在无锡的一个私立学校。

　　酒赐予了鄂温克民族力量与勇气，但过量的饮酒却在侵蚀这个民族的骨髓和灵魂，一份研究数据显示，实现定居40年，因酗酒而导致直接死亡共14人，因酗酒后失控发生的冻死、烧死、自杀、他杀、失踪、溺水共47人，两者相加即因酗酒而直接、间接死亡共61人，年均死亡1.5人，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，而目前猎民的总数才230多人。

　　猎枪

　　猎枪被收的原因据说还是因为酒。据说，一个猎民酒后携枪闯入了当地森林管护站索要白酒，遭到拒绝后，他就操起猎枪要打死工作人员。

　　猎枪是鄂温克人的命根，没了猎枪也就失去了一切。

　　收枪的时候，玛丽亚·索急坏了。在所有被收的枪中，“毛主席送我的枪也被要求上交。”在玛丽亚·索看来，狩猎是鄂温克人的民族习惯，猎民没有枪就不再是猎民了。可警察告诉她，民族习惯也要遵守法律，如果枪支管理条例后面有括号说鄂温克猎民除外，他们就还给她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

　　尽管算不上是个好猎人，但维佳喜欢猎枪，就像喜欢画笔一样，那年的冬天，政府派了由警察组成的收枪工作组，其他的猎民都把枪交了出来，维佳背着自己喜爱的猎枪翻山越岭，跟警察捉迷藏。后来被警察堵到悬崖边，他也没有放弃，抱着枪闭眼跳了下去，幸好有一棵大树挂住了他，才没有摔坏，继续逃。最后跑到了一个猎民点，看到了在那守候着他的警察。

　　何协躺在医院的时候，玛丽亚·索下过一趟山，主要目的当然是看儿子，但除此之外，老人还有另外一个使命，就是要回在奥运期间暂时上交的枪。这一次，老人领回的是一把小口径步枪，而且整个猎民点只有一把。

　　“过去，打猎、放驯鹿的地方挺大的，方圆上千里，一直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境内都去过。不管多远的路，我们都牵着驯鹿走。那时，到处都有猂、鹿、灰鼠子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到处都有人，到处都有偷猎的人。”玛丽亚·索说。